业务科的经历

自从荣宝斋1950年公私合营到国营以后的几十年里，在国家和各级领导的关心与帮助下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，侯恺经理和其他领导带领广大职工，将琉璃厂中一个私营南纸店铺，转变成国营大企业，把木版印制小作坊扩展成全国最大的木版水印工厂，创立了以“木版水印”定名的新品牌，这其中有很多创业的艰辛、重要的决策、使人难忘的事情，保留在老一代荣宝斋人的记忆里。我1964年在荣宝斋参加工作，是1966年前招入的最后一位职工，也是当时年纪最小的，如今已经过去了近六十年，很多往事历历在目，与如今在世的许多老同事们一样，对往事充满着回忆。本文只叙述一个在荣宝斋历史中存在仅五年半的部门“业务科”。

十年浩劫结束后，一切都在恢复之中，那些幸存下来被解放重获自由的老干部、老领导、老朋友、书画家又来到了荣宝斋，人们对文化艺术喜爱的渴望一下释放出来，政治形势变化给荣宝斋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繁荣。经过1977年一年调整适应，终于慢慢走入正轨，1978年春节，斋领导决定举办斋藏“历代书画展”，这是时隔十几年后荣宝斋举办的第一次展览，2月7日正月初一开幕，在北京的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观看，渡过劫难后许久不见的老友重逢，场面之热烈感人可想而知。几天的展览影响很大，给门市部也带来了好的效益。这次展览后，业务快速发展，如何跟上形势需要，只依靠营业科一个部门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，二十多年来荣宝斋的进出业务全部由营业科来经办。经侯恺经理等领导商议决定成立一个进货科，从营业科分离出来，专门经管书画、文具、车间所用材料。促成这个决定当时还有一个原因，时间久了，这件事已不被人们提到，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段历史，我简单做一个介绍。现在“国家画院”名字是经过转变而来的，最初成立定名是“中国画创作组”，由文化部、中国美术家协会、荣宝斋三家联合协商成立。记得荣宝斋是侯恺经理和王大山先生参加了筹备会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这个组织的任务是，将尚健在的著名画家集中一起，抓紧宝贵时间，创作一些作品，选出其中一部分作品国家收藏，另外选出一部分做为国家政府外交礼品，其余的由荣宝斋销售，为国家赚取外汇支援建设。许麟庐先生因与全国书画家关系密切，参加了最初的组建和接待工作，同时也是常驻创作画家之一。荣宝斋有了这样一个重要任务，因此也促成进货科的建立。至于“中国画创作组”成立以后，地址和功能性质的改变，及后来改为“中国画研究院”以后又改名，就不是本文要谈的重点了。但是这个组织按原计划在一段时间内实施工作，确是历史。早期荣宝斋也曾拿回不少作品，支持了门市销售，而且还向其推荐了许多画家。总之在当时的形势下，荣宝斋需要发展振兴，成立了进货科。

1978年12月，借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，进货科从营业科分出，科长王大山，副科长孙日晓、米景扬、张彦亭，科员韩度权、雷振方、萨本介、刘顺通、袁良。王大山先生本是营业科领导，孙日晓先生从水印车间调出，米景扬先生从编辑科调出，韩度权先生是解放初参加工作的老职工，一直在营业科南城、东城门市部工作，经验丰富，我和萨本介是营业科职工。张彦亭先生本是纸笔文具用品进货的负责人，也是刘顺通、袁良二人的师傅，九个人组成了新科室，五位老同志带着四个年轻人，是个强有力的班子。这里我还想指出的是，当年侯恺经理的领导班子有王士之、卢化唐、兰若天四人，他们很少干涉业务科工作，特别是侯恺经理，对王大山几位领导提出的建议，只要对业务发展有利，基本是支持的。进货科后又称业务科。下面我将这个部门存在期间做的几件重要工作，做简要陈述。

科室成立后第一件事是建立账目，现东斋画廊应该还存有1978年建立的按编码书画进货账，首先将从创作组取回的作品按规格名称登记入账。负责书画业务的几个同志在王大山先生带领下，分别同北京和全国多地书画家联系，请他们拿出作品支持工作。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鼓舞着广大书画家，很快使中断了十多年的关系重新得以恢复。但是因此又产生一个问题，对这些书画家的创作成果，怎么付给稿酬，按什么标准，必须尽快解决。于是业务科打报告，斋领导上报出版局，经过研讨得出结果，以作者出版文字稿酬的标准，每千字最高十五元，当时像巴金先生就是每千字十五元。推定书画是每平方尺最高十五元，按书画家水平、资历依次减少，最低每平尺三元。今天看来这是点微不足道的稿酬，但在当年是一件大事，代表着中断了十几年的稿酬制度，重新被恢复，艺术家们的劳动得到了国家认可，而荣宝斋是在全国最先做到的。我至今还记得王大山先生第一次去李可染先生家中送稿费，回来后对我们的描述，他说李先生接到稿费，知道是以十五元一平尺计时非常激动，手有些颤抖连说这超过齐白石老师了啊，他代表了当年许多书画家高兴的心情。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市场变化，后来稿费的标准也逐步地有所提高，幅度也越来越高。为增强与书画家之间的关系，我们继承荣宝斋多年来的老传统，亲自登门到书画家的家中，不管北京还是外地，为他们提供帮助，他们也支持荣宝斋工作，关系保持十分密切。这也成为我们后来举办展览等活动的坚实基础。

1979年春节很快到来，有了"78年春节画展"的极好反应和大家期盼，王大山先生同斋领导商定，向原文化部徐平羽、中联部李初梨二位老领导请示，借展他们的藏品在春节展出，经过与二人联系他们都表示非常支持。二人从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收藏书画文物，几十年来在收藏界是很知名的，明、清书画中较多精品，尤其是清代扬州画派作品尤为突出。王大山先生带着我和萨本介分别到二位老人家里去取藏品，他们高兴地拿出不久刚落实政策退还的全部作品，供我们展出所用。当时门市部场地有限还要对外营业，于是占用了四合院接待室、刻版车间、水印车间、装裱车间，利用工作台、裱画案陈列作品，可见条件之简陋，但是大家克服困难，按不同场地条件将卷、轴、册页陈列起来。己未年初二展览开幕，展出场地并没有影响看展气氛，各界老朋友前来观赏，都称赞道“真不是虚传”，前来观看展览的有中央及省部级领导、 部队领导、科学家、文学家、鉴定家、书画家等。大家在狭窄的环境里，互相谦让着欣赏作品，没有地位、身份区分，只有喜悦。初五展览结束，参观人数超过去年，影响也更大，在那个刚迎来改革开放的年代，展览不仅让人们赏心悦目，也看到了美好希望，并给荣宝斋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。

春节书画展展出的古代作品，对门市收购书画、文房用品起到了很大的影响，让人们看到古书画的价值。很多人为了改善生活及特别需要，将自己收藏的书画等石章、砚、墨等物品，拿到荣宝斋出售。为了扩大宣传收购影响，王大山先生让我去请启功先生写一牌匾，我拿着要写的内容到先生家，启先生很高兴当即就书写了，但纠正了一个用词，本要写“收购古今名人书法绘画”，先生说“书法”是写字方法，怎能收购，应写“法书”才是指作品。我将写好的条幅拿回去交给冯成本师傅，他找了块旧楠木做成竖匾，挂在大门外，至今仍保留在荣宝斋，已近四十多年。收购宣传给荣宝斋带来很大的收获，书画、文房用具都有收进，当然以书画为最多。只讲一事，原东边四合院北屋三间，一直是接待宾客所用，东西两面墙长年挂着画轴，西面常挂木版印制的徐悲鸿大“漓江春雨”或大“群马”，东墙七十年代后期，挂李可染画大幅“漓江天下景”。1977年初换黄永玉先生画“晚晴图”，业务科成立后，对这面墙的布置，王大山先生提议请当时在世老画家按固定横幅规格每人画一张，即可轮换陈列，也为斋里永久收藏。大家都认为是很好的事情，立即开始行动。孙日晓先生首先请亚明先生画了“江峡云”，后宋文治先生画了“黄山晴云”。记得何海霞先生是在荣宝斋画的，受张大千“华山云海”卷启发，作了“华岳生辉”，陆续又请白雪石先生画了“漓江一曲千峰秀”，朱屺瞻先生画“牡丹花石”，唐云先生画“白荷”。约了田世光先生画，因暂时无空未成，本应继续请人创作下去，因为琉璃厂改建，四合院将拆除等原因，计划停止了，永远失去了宝贵机会。总之那个年代业务科为荣宝斋收进的作品价值，对比一下今日就无须多说了吧。

1979年是非常忙碌的一年，在五六月份，日本西武株式会社高层，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机遇，派人到荣宝斋来谈合作事宜，斋领导同业务科负责人接待，商定十月底去日本东京西武百货店举办展览，纪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，具体工作由米景扬先生负责。日本客人在京的活动，宴请书画家等工作，全部由业务科承担。这是荣宝斋第一次走出国门举办大型综合展，也是时隔十三年，中国文化艺术对外宣传到日本的首次活动，荣宝斋代表的是中国文化部，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一个展览，但当年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一点，它让国际社会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，对文化艺术传播影响也是深远的。

展览定下来，准备时间只有四个月，虽说是展览，其实是一个大型展销会，有许多要准备的事情。业务科全体人员都投入到紧张工作中，7月底西武请来日本平凡社拍琉璃厂和荣宝斋的照片，在他们的期刊《太阳》杂志上发表，这一期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纪念特辑”，主题是“北京古美术案内”，介绍故宫、荣宝斋等内容。我们全科人员主要协助拍摄荣宝斋部分，有水印装裱车间、营业商品、资料藏品等。这期刊物很快在日本出版，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，更珍贵的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像，因为不到一年后琉璃厂就拆掉改建，车间院子，街道门面随之消失了。

展览准备的书画内容以现当代为主，除去非卖品、部分近现代作品，大量是当代作品，这就需要业务科立即联系各地书画家征集作品。日方要为此次展览出版精致画册，我们为了宣传参展的书画家，提议书后要印有画家照片、简历和常用印章印样。之后就在全国挑选出34位书画名家，搜集照片、撰写简历、打样、规划版式，这又是一件复杂而细心的工作，一部分人为此紧张地忙碌着。另外展览销售还有笔、墨、砚、印章等文具部分，张彦亭科长带着刘顺通、袁良二人，四处进货调集商品。几位科长和韩度权师傅等一起设计了一种三层大文具锦盒，名“文房之宝”，内装笔、墨、砚、臂阁、镇尺、石章、信笺、文具。另一种单层、双层名“文房胜友”，内装笔、墨、印泥或笔、墨、信笺、镇尺。赴日展览的详细情况，米景扬先生在《荣宝瑰梦》一书中有讲述，以上我仅补充业务科的一点工作。这次展览不只扩大了荣宝斋在日影响，推介了一批当代书画家，并且对我国与日本文化交流的进程，我个人认为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后来米先生同西武继续合作，举办许多位个人书画展，更加扩大了中国当代书画在日的市场，使得一批国内书画家去日本学习交流。此后各类展览不断在日本举办，这与荣宝斋1979年首次展览是有关联的。要知道北京市文物商店1988年才去日本办书法名品展，相差了近十年。有一次展览向日本书法界推出中国当代四大书法家：启功、沙孟海、林散之、费新我，在国内也是首先提出既弘扬了我国书法的悠久传统风格，也扭转了日本书道群体对中国书法的偏见。这个想法是在展览初期计划时就商定的，不但达到了预期目的，在国内也树立了四位先生在书法界的威望。

这期间还有一件事情要提到，日方西武百货店在办展之外，实施了另一计划，由他们在日本组成采购团，每个团约十几人左右，到北京游览购物，荣宝斋是主要的购物点。老同事们都记得，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门市部来的外国客人中绝大多数是日本人，每当有日本团来到，营业厅都会出现抢购高潮。西武可能正是看到这个商机，才有了采购团的计划实施。当时日方对北京参观接待点不是很熟悉，人员又不够，提出由荣宝斋派出人员支援，科领导派我和刘顺通二人跟随采购团，协助游览及用餐购物等服务工作。10月2日至9日，共接待了四批团员，四个团我和顺通始终陪同，与西武带团人员、中方翻译一起，我们负责联络落实餐厅及游览地，带日方采购团游览了天安门广场、故宫、北海、颐和园等地后，到仿膳、听鹂馆用餐，然后在荣宝斋进行购物。这次活动虽然时间很短，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收益。可惜西武的这次尝试不知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。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思路。

1980年是荣宝斋历史中很重要的一年，迎来了国家经营后“新记”的30周年。也是发展史中最特殊的一个时段。黄镇任文化部长后，对荣宝斋极其重视，他又是侯恺经理在抗战时期的老领导，他决定将荣宝斋多年上级归属出版局领导的关系，改由部长直接领导，并指派一位联络员刘备耕做上传下达的工作。而黄部长对荣宝斋的请示，只要他认为对中国优秀文化艺术弘扬发展有利的事，都会批准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侯恺经理和领导班子决定10月举办30周年纪念活动。这个活动得到黄部长的大力支持，不但批准，还特批十万元经费，那个年代这可是不小的数目。侯恺经理等领导十分高兴，决心一定办好这次活动。

1980年庚申春节继续举办了展览，元旦过后开始计划，为区别前两次古代书画展，业务科领导商议选出资料库中近代十位著名画家作品展出。我们选作品、印制、发送请柬做展前准备，2月16日正月初一开幕，各界前来参观人员同前两次一样踊跃。初五展览结束，春节假期过后，全斋都投入到筹备30年纪念活动中。

前期工作要制定全部活动的具体安排，编辑出版纪念册，确定邀请人员数目，接待、住宿、餐饮、往来交通、购置游览门票等多项工作，都要落实，各部门分工负责，经理室总体指挥。整个计划是：在西苑饭店接待国内书画家住宿，在北京饭店接待香港客人，主要活动在西苑饭店举行。其中安排有笔会和参观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“荣宝斋藏品、木版水印画展览”，游览戒台寺、潭柘寺、卧佛寺等，答谢宴会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举行。活动时间定在10月27日——31日五天，接待工作量很大，各部门都抽调职工在不同环节服务。下面我只讲业务科在这次活动中的工作。

业务科在展前按邀请名单发出请柬，帮助资料室挑选展品，布置展览。27日前，由王大山、米景扬二位先生带领，主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家，除了北京被邀的大部分书画家，还有来自江苏南京、天津、山东、上海、陕西、广东、浙江、河南、云南、福建等地的著名书画家。我就不一一列出了。日本客人有“东方书店”安井正幸和森柱和弘，西武百货店代表。孙日晓先生和我负责接待香港客人，这次通过香港新华社组织的一行十几人，很多是知名人士，由香港集古斋、博雅艺术公司带队，有岭南画派居港著名画家杨善深、导演李翰祥夫妇、朱牧夫妇、著名美术评论家《美术家》杂志主编黄茅、著名医生、艺术馆工作人员等，其中有的人是从没有或多年没有来过北京，对北京发生的变化和新气象感受很深。后来李翰祥拍摄电影《火烧圆明园》，朱牧夫妇拍摄电影《木棉袈裟》，和我们的这次邀请是有关系的。遗憾的是当时他们在活动现场拍了纪录片，我一直以为咱们资料室有留存，前些年查过没有找到。

展览与活动也得到在京的许多老领导、老朋友的热烈支持。记得赵朴初先生既参观美术馆的展览，也参加了答谢宴会。我以为，这次纪念活动在那个时间举办，意义是重大的，我也在多次接受采访时提到这点。首先荣宝斋借举办30周年纪念活动之机，将全国多位著名书画家请来欢聚一堂，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以来，继1979年10月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，举办的全国书画家大聚会。作为一个央企，落实了党的政策，团结鼓舞了广大书画家。通过这次活动荣宝斋与各地书画家关系更加紧密，为以后开展工作拓宽了道路，增强了国家级画廊的形象。为此次纪念活动，张彦亭科长带领刘顺通、袁良，到纸、笔、墨厂定制质量优良的商品，满足营业销售需要。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在安徽红星宣纸厂定制的，纪念30周年特种净皮宣纸，经过和厂方提出要求，使用最好原料，按严谨的生产工序抄制，所以这批纸的质量是近几十年来最好的。李可染先生对宣纸的要求最为严格，非常注重浓淡墨在纸上的层次效果，他使用后很是满意，还留存了一些。如今已是一纸难求了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十万元经费，活动中使用是很节简的，开销中有一大部分是来宾往返的交通费用，那个时期政策已很严格，人们的思想也是洁净的。记得活动结束后，侯恺经理对我们说举办全聚德答谢宴会，他还是有些担心，怕挨批评，那天看到曹老来了他才放心了。说的曹老，是位老革命，曾任驻外大使，对外文委副主任，十年后平反，当年任中纪委委员，中顾委委员。可见斋领导在经费问题上是很注意的。

借此谈谈荣宝斋田黄石中的两件藏品—— 一对怡亲王的大对章，是在业务科即将成立前收购的，我是亲身经历者之一。1978年中一个星期日，管业务的其他人在休息，我和崔振昆师傅在柜台值班，琉璃厂的老先生（原东街宝古斋的经理）邱振生，拿着一个布包和一卷轴，找到崔师傅，因二人都是琉璃厂解放前老人，十分熟悉，我也认识，直接就说：老崔，我有点东西要卖，崔师傅看了我一眼，我们二人就陪他进了东边圆门内，他打开包拿出两块大田黄石方章，就是“和硕怡亲王宝”“冰玉道人之章”，他说是他的老掌柜所存，十年浩劫中埋在老家的地下，现在需要用钱想卖了，说了一个价钱，现在看来微不足道，四十多年前却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又打开纸包画轴，是一张杨继盛的字，邱师傅说，这张不真，一起给你们吧。因科领导不在，就让邱先生先留下东西走了。他当场没有提任何条件，也没有讲价还价的表示。邱先生年七十多岁，已从北京市文物商店退休，据我所知也没因此事找过侯恺经理有什么交换条件。第二天王大山先生、营业科刘振业科长、韩度权师傅上班，崔师傅和我向他们汇报了此事，大家看了石章后没有疑问，只是对石质成色，觉得不如资料室旧存的小田黄石好，当然田黄石属寿山石大类中一个品种，田黄又有产地和品像名称之分。正巧文物管理处（文物局成立前的机构）两位为门市部打火漆印的老先生傅大卣、李孟东来到，那时出售超过规定年代的旧印章、石砚等，需要他们审定盖红火漆印才可出售，海关可以放行。我们拿出石印请傅、李二位给鉴定提出看法，二位一至认为是田黄石，是好东西。同我们几位老同志看法一样，于是请示了侯恺等领导，决定按要价收购，那张假杨继盛书轴也一同留下了，邱先生来了很顺利办了手续。没在出让价钱上有异议，更没有说什么将石章锯开可多卖钱这样的话，带有亲王印文的印要比小石块更有价值，在琉璃厂干了几十年的老板，不会这样说的。这是我了解的田黄大对章收购经历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1986年9月收入大田黄王一事，是米景扬先生和袁良二人亲赴福建办理的，米先生书中有详细记载，我无须多说。只记得他们带回石件，大家兴高采烈的样子，和后来将原石洗磨刨光时的兴奋情景。

1984年6月5日，出版局领导来荣宝斋宣布，侯恺等四位经理免职退休，任命蔡金鹏为经理。6月29日决定业务科解体，业务回归营业部，存在了五年半。

业务科上下九位同事几年中做了许多工作，我只写了很少一部分。五年半的时间在荣宝斋历史中只是短短一瞬间，却给我留下许多难忘记忆，更是非常怀念那段友好情谊和美好时光。此文如有不足之处，恳请当年同事指正。谨以此文纪念已离开我们的侯恺经理和王大山先生等老同志。

作者：雷振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