荣宝斋斋史研究之四：

玉笺佳句敏惊鸿

——从松竹斋笺纸上的几件文人手札谈起

文人爱笺，由来已久。

但“笺纸”究竟起于何时，其确切已无可稽考。据载，晋诏书多用青色纸，王羲之也用过紫色纸，可见此际已有了染色纸的出现。于此，是否可以作为“笺纸”的缘起，或可聊备一端。但有纹饰式样的笺纸在唐代流行，则是不争的事实。其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以唐元和年间蜀地女子薛涛命名的“薛涛笺”为最负盛名，从此也开启了关于文人与笺纸的一场风雅的因缘际会。之后，凡经宋、元，伴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成熟与发展，笺纸无论从质地到式样都有了一个长足的改变与发展，加之文人生活观念的日益雅化，又赋予了“笺纸”以日常用之外的“艺术”功用。而且品类繁盛，名目众多，深受士大夫阶层的喜爱。或书写，或赏玩，并成为了他们生活日常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清流时尚。而到了明代，除了笺纸的“风雅余韵”依然之外，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制笺工艺的“革命”，重要标志便是木版水印的出现。如吴发祥的《萝轩变古笺谱》(见图1)，胡正言的《十竹斋笺谱》（见图2），可以说，它们是制笺史上的重要坐标，或者说代表了一个时期的人文高度。尤其是在工艺层面，饾版、拱花技术的介入，使得“制笺”进入到了一种新的境界，并以此奠定了后来“笺文化”的基本格局。有清以来，笺纸无论从工艺，还是到品质、式样，又都有了一些改观。其重要的推手如戏剧家李渔，更从理论和实践上一起推动了“笺纸”的制造与发展。加之乾隆时代，文风炽盛，“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”，所以客观上也为“笺纸”的传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从而蔚成了“士人爱笺”的一脉文风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就要提到松竹斋以及后来不同时期的“荣宝斋”与“笺纸”的因缘，这也将是中国近代“制笺史”上的一起重要的“文人公案”。

松竹斋成立于1672年，当时在京师城外的琉璃厂，它是以“南纸”的销售为主，后来逐渐拓展到了文房、字画、金石、骨董等业务范畴。乃至到了乾隆时期，经营服务又开始向社会、民生方向发展。这其中就包括“笺纸”的印制与流布、传播。但由于客观原因，对于“松竹斋”近二百年的经营历史，学术界鲜有问津，乃至于相关文献佚失，甚至多半付诸阙如。或偶有爬梳，也多是借助于传闻途说，这给后来的“荣宝斋”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当然，这也为有志于此的后来者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和处女地，也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方家能够以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的初衷而关注于此。在此，我们所提及的“松竹斋”与“笺纸”也存在这样“文献阙如”的一些问题。但好在信息时代的丰富资讯，以及互联网的手段传播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史料、古籍中难以检索出的重要文献，比如图像，以及相关的实物，这为我们厘清这段史实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。既便是片羽鳞光，只要我们能志在钩沉、或按图索骥，也能逐渐揭开迷雾，而趋向历史的真实。

而我们今天所要谈及的，便是几件“松竹斋”不同时期“笺纸”上的文人手札，或沿此可以大致勾勒出一点有关“荣宝斋文化”的蛛丝马迹，并作引玉之砖，抛出以就教于方家同仁。

话说在2018年广东崇正拍卖的春拍中，现身了一批晚清、民初之际的文人手札，而且都是书写在当时极为考究的“笺纸”（花笺）上。这些人包括王懿荣、张之洞、翁同龢、李鸿藻、张謇、曾国藩等等。其中的王懿荣、张之洞、李鸿藻的几件，就是使用带有“松竹斋”朱迹字号的“笺纸”。由于这三位都是晚清时代重要的历史人物，他们之于有清一朝、或近代中国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。因此，将之说开来去，除了勾勒出一些与“松竹斋”（荣宝斋）旧缘之外，或许可能还会引发出一点意外的收获。于此，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愿与初衷。

1、王懿荣致“夫子札”（见图3）

这一页手札，是2018年广东崇正拍卖春拍上的拍品。出现以后，旋即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。尤其是手札使用的是“松竹斋”笺纸，左下角石画空白处“松竹斋”三字的印蜕清晰可见，堪称稀有。纸采用饾版、拱花工艺制成，赤硃之色。画作磊落之石，题有“雪印”二字。唐杜旬鹤曾有“夏腊高来雪印眉”之句，或正取其意，而标谤文人意趣之高冷。“雪印”下有“少白画”之印蜕，且阴阳刻并列。此“少白”，或为周少白，名庚，少白为字。庆云人，生卒不详。嘉庆十八年（1813）拔贡。诗画兼善，寄居津门，《清画家诗史》有载记。据传其擅指画，且师法高凤翰。而至于“笺纸”上所印之“朱迹”，是否以“指头”所为，鉴于其二次加工，已不可目测而妄下结论耳，或连同作者一起交由后识考稽吧！在此，我们只能就其“笺纸”的外在形质，概括言说。重要的是作为素有“甲骨文之父”的王懿荣竟与“松竹斋”有如此的“翰墨之谊”，这是在此我们要浓墨重彩的。

王懿荣（1845～1900）字正儒，一字廉生，山东福山县古现村人。中国近代金石学家、鉴藏家和书法家，为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的第一人。光绪六年进士，授翰林编修。三为国子监祭酒。庚子年，义和团攻掠京津，授任京师团练大臣。八国联军攻入京城，皇帝外逃，王氏遂偕夫人与儿媳投井殉节，谥号“文敏”。王氏泛涉书史，嗜金石，撰有《汉石存目》《古泉选》《南北朝存石目》《福山金石志》等。一生与翁同龢、徐郙、潘祖荫、吴大澂、罗振玉刘鹗等交游密切。而这页手札（一通中的一页）便是写给某“夫子”的。古人于年长者、师长学养深厚者作“夫子”称。如王懿荣于光绪六年（1880）进士第，而这一年的副考官正是翁同龢，所以他在好多致翁同龢的信札中皆以“夫子”称。而此图中的“夫子”者谁，我们无从得知，鉴于尺幅也不便枝蔓出去。于此一笺，聊记“松竹斋”“笺纸”之佚事也。

2、张之洞致袁昶札

此札也是在2018年广东崇正春拍上出现的。是晚清重臣张之洞致同僚、学者袁昶的私信。使用的“松竹斋制”的“绛云笺”。而在这同一场拍卖中出现的另一通王懿荣“致夫子”的手札内容中，记录了王氏对于张之洞“造有绛云笺”的艳羡与垂青，也勾勒出了此老对于“笺纸”的迷恋，甚至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。全文如下（见图4）

香涛（注：即张之洞）造有绛云笺，玉版十三行笺，幼樵（注：即张汝纶）尚未造出，总不如师门制笺之多也。荣每思得一器造一笺，竟无暇且无人画。古泉之从未著录得之，亦可一泉一笺。此处刻板裁样，蜀中印之甚佳，其本地制式总不合款。夫子大人。荣上。

这是一通极为有趣的手札，活脱脱地再现出了作者当下的心情与想法。此刻，我们就来看一下，被王氏所“艳羡”的“绛云笺”究竟是怎样的！（见图4）

此笺通常式样，只是纸上印有朱砂色的“文饰祥云”，其装饰意味极强，故古雅朴质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尤其是在书写的映衬之下，墨色与笺纸互为表里，所谓“尺牍书疏，千里面目”的流风遗韵，则尽收眼底，这也是“尺牍手札”书法的妙趣。笺纸左下角依稀可见，有“绛云笺松竹斋制”的字样。“绛云笺”是“松竹斋”当日的一款“笺形”，还是张之洞自己设计而后又托付给“松竹斋”制造？这其中又是掩藏在历史中的一个谜底。据文献所载，古人制笺，有与文人、画家进行合作的先例。宋人刘松年就曾参与“雪松笺”的制作。元人曹知白、王冕，清代的金农、汪士慎，以及晚近的吴南愚，都曾热衷于此，而此笺，就王懿荣前札所叙述的口气推断或为其后者。就其制式的考究、质地的奢华而言，也非常适宜张之洞作为一代名相重臣的显要身份，而对于一般的文人墨客而言是奢华或不可企及的。

张之洞（1837～1909）字孝达，号香涛。晚清明臣，清代洋务派的代表人物。祖籍直隶南皮，出生于贵州兴义府（今安龙县），同治二年中进士第，授翰林编修，历任教习、侍读、侍讲、内阁学士、山西巡抚、两广总督、湖广总督、两江总督、军机大臣等职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。有《张文襄公全集》。与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并称“晚清中兴四大名臣”。

此札短短四行，回复深切，间有掛牵，且书写端庄凝重，是典型的“南皮”风格。而此“松竹斋”的“绛云笺”，也记录下了这历史上的一个寻常的瞬间。

3、李鸿藻挽祁友慎联

与前两札所不同的是，这件惊现于2018年崇正春拍上的“手札”，竟是清代名相李鸿藻写在“松竹斋”特别一款“笺纸”上的一副挽联。被挽者竟是自己的女婿祁友慎。祁氏29岁以咳血症殁，“白头人送黑发人”，可见书写者此刻的心情。所以，与前两札所使用的笺纸大有不同，后者采用的是素色的瓦当笺（见图5），上书：

        伯重贤婿灵次

        几日隔重泉，回思问疾频来心伤北牗。

十年如一梦，可奈老怀难遣泪洒东床。外舅制李鸿藻哭挽于此。

痛悼摧切之心，跃然纸上。此笺制为“金石铭文”一类，下方有题跋作：“此甲子春，松竹主人造笺来索题，漫书数语。”题者何人，不可得知。左下角，是另一式样的“松竹斋”标识。“松”作上下结构，字为时尚之“俗体”。也可见“松竹斋笺纸”式样之纷繁耳。

李鸿藻（1820～1897），字季云，号石孙，一号兰孙、兰荪。直隶高阳人，也是晚清重臣，同光年间的“清流领袖”。同治改元，入值弘德殿书房，与倭仁、徐侗、翁同龢等，一并授同治帝读书。三次任军机大臣，官至吏部尚书，协办大学士，卒谥“文正”。

以上三纸手札，三款制式，我们或可大致勾勒出一个关于“松竹斋笺纸”的轮廓与脉络。从最基本的饾版、拱花工艺，到纸张的质地与风格范式，它与那个时代文人的雅趣与清怀攸关。当然，也与“松竹斋”的匠人精神相匹配。或者说，这小小的一张“笺纸”，它正是一个时代文人生活的缩影，也更是今天“荣宝斋文化”渊源的所来处。

乃至于后来，荣宝斋、荣宝斋新记与“笺文化”的因缘，特别是鲁迅先生与郑振铎合编、由荣宝斋刻印的《北平笺谱》（见图6），更是一个文化大事件。

可以说，荣宝斋的“笺纸文化”由来已久，而它的源头，正发祥于那个遥远的“松竹斋”时代。而“工匠精神、文化品质”也共同蔚成了一种精神力量，至今在为荣宝斋的文化前行而推波助澜。郑振铎曾在《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》序中说“荣宝斋”是“笺纸”里的“白眉”。当代学者韩旭也曾提及“一记荣宝斋，半部制笺史。”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予“荣宝斋笺纸”以高度的评价，这既是崇高的荣誉，也是一个历史的肩荷和承当。如果说“制笺史”是“风雅文化”的传承史的话，那么从“松竹斋”到“荣宝斋”，便是新时代企业文化的创新史。

对此，我们也拭目以待。

2022.4.5

 王登科

（注：本文写作，参考引用著作如下：

1、张楠：《北京画院藏<北平荣宝斋诗笺谱>》（《大匠之门》）

2、李文君：《晚清官场生态艺术研究——李鸿章、翁同龢往来信札考释》

3、戴朝晖：《晚清民国老爷们，迷的是薛涛？还是笺？》此外，引用图片为广东崇正拍卖以及收藏家王鹏先生提供，在此说明，并致谢。）